那一年，是一九九八年。
在那个物质匮乏、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，对于像我张卫国这样的穷学生来说，最大的体面不是穿名牌球鞋，也不是听随身听，而是能挺直了腰杆，顿顿吃上白面馒头。
那时候我穷，穷得叮当响，就在我饿得头晕眼花、甚至动了辍学回家放羊的念头时，我的同桌刘玉霞，像个下凡的菩萨一样，每天变着法子分给我两个大白馒头。
她总说自己要减肥，或者说她娘塞得太多吃不完。这一分，就是整整三年。
十八年后，我站在了城市的顶端，成了人人敬畏的集团总裁，出入豪车，一身名牌。我找了她很久，却始终杳无音讯。
直到那天公司**，我路过面试间，在那个被嫌弃的角落里，看到了那个熟悉又沧桑的身影。
那一刻，我推门而入，当着所有人震惊的目光，红着眼眶对她说：“这场面试我亲自来，当年的馒头钱，我该连本带利地还了。”
一九九八年的冬天，似乎比往年都要冷上几分。
西北风像带着哨子一样，顺着教室那糊了报纸却依然破了洞的窗户缝往里灌，吹得人脑瓜子生疼，手脚都没处放。
我叫张卫国。爹妈给我起这名儿，是希望我能保家卫国，顶天立地。可那时候的我，别说顶天立地了，就连站直了都费劲。一米七八的大个子，瘦得跟根麻杆似的，体重估计连一百一都不到。
我是从那个名为“黑土沟”的穷山沟里考出来的。
在我们那个村，能考上县一中，那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事。
为了供我上学，我爹把家里那头干了一辈子活的老黄牛牵去集市卖了，回来的时候，那个一辈子没流过泪的汉子，蹲在墙角抽了一宿的旱烟。我娘更是没日没夜地纳鞋底、编筐子，把眼睛都熬坏了。
即便全家人勒紧了裤腰带，到了县城，我依然是那个最穷的学生。每个月到了月底，我兜里比脸都干净，连买饭票的钱都凑不齐。
那时候住校，大伙儿都是从家里背干粮。一袋子红薯面或者玉米面的窝窝头，稍微富裕点的能带点白面馒头，再带一罐子自家腌的咸菜，这就是一周的口粮。到了冬天还好，干粮放得住；到了夏天，那窝窝头若是捂得严实了，两天就长毛。
那是高二的下学期，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，肚子像是个无底洞，怎么填都填不饱。
那天是周四，离周六下午放假回家还有整整两天半。我趁着宿舍没人的时候，偷偷翻了翻床底下的网兜，心凉了半截。里面只剩下半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黑面窝头，上面还泛着一层让人心里发毛的绿霜。
我咽了口唾沫，把那半个窝头掰碎了，也没敢去食堂打热水（因为热水要两分钱的饭票），直接就着水房水龙头流出来的刺骨凉水，硬生生地吞了下去。胃里顿时一阵痉挛，那冰凉的硬渣子划过嗓子，**辣的疼，紧接着就是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。
回到教室，我趴在桌子上，尽量减少活动，老人们都说“趴着抗饿”，我寻思着这样能少消耗点热量。
可是肚子不争气啊，第一节数学课还没上到一半，它就开始“咕噜噜”地叫唤，声音大得像打雷，在稍微有些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周围的同学都还在专心听王建军老师讲那复杂的函数题，似乎没人注意我。但我自己觉得脸烫得像烧红的铁块，耳朵根子都烧起来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穷人的自尊心，有时候比那层窗户纸还要薄，一捅就破，破了就漏风，吹得心里生疼。
我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，用胳膊肘死死顶着胃部，试图压住那股翻江倒海的饥饿感。就在我饿得两眼发黑、甚至开始幻视幻听，觉得***的粉笔头都像馒头渣的时候，胳膊肘被人轻轻碰了一下。
一股淡淡的、好闻的雪花膏味儿，混合着一种更**的、纯粹的粮食香气，钻进了我的鼻孔。
那是我的同桌，刘玉霞。
刘玉霞是我们班出了名的“好脾气”。她长得不算是那种让人一眼惊艳的大美人，但特别耐看，就像那个年代挂历上的邻家妹妹。圆圆的脸盘，皮肤白净，大眼睛双眼皮，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暖和。
她家条件在班里算是不错的，听说她爹是镇食品站的站长，她娘是供销社的售货员。在这个大家都穿补丁衣服、或者捡哥哥姐姐旧衣服穿的年代，她总是穿着干干净净、没有补丁的确良衬衫，冬天还有红色的毛线围巾和一看就很暖和的新棉袄。
虽然家境好，但刘玉霞一点娇气劲儿都没有，跟谁都乐呵呵的，说话细声细气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。
我感觉她在碰我，但我没敢抬头。我怕一抬头，看见她嘲笑的眼神，或者是那种让我更受不了的、高高在上的怜悯。我张卫国虽然穷，但我有骨气，我不想让人可怜。
“张卫国，张卫国？”
她的声音很小，像是蚊子哼哼，生怕惊动了***正在板书的王建军老师。
我装睡，没理她，其实胃里疼得直抽抽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有个热乎乎、软绵绵的东西，悄悄地、试探性地塞进了我的手心里。
那触感……那是……馒头？还是刚刚蒸好没多久的热馒头？
我猛地抬起头，正好撞上刘玉霞那双清澈得像山泉水一样的眼睛。她正侧着身子，一只手拿着竖起来的课本挡着老师的视线，另一只手把一个白花花、还在冒着热气的大馒头往我手里塞。
“快拿着，趁热吃。”她压低声音，只动嘴唇不出声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焦急。
我像是被烫到了一样，下意识地就要把手缩回来，手心里的馒头差点掉地上：“我……我不饿。我有饭。”